宋明理學大師的書院記述通論
作者：郝永（貴州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貴州陽明文明研討院研討人員，貴陽孔學堂簽約進駐學者）
來源：原載《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會議室出租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5月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十三日丁巳
會議室出租 耶穌2018年9月22日
內容撮要：胡適之師長教師以書院為中國千年來演變出來的一種高級教導軌制，當代學人朱漢平易近師長教師則從儒家學統、道統建構的意義上來評價它。書院盡管為平易近間教導機構，但因其經世致用價值觀和官方分歧，獲得官方認可與支撐。張栻、呂祖謙、朱熹和王陽明等理學大師，既是儒家思惟家，也是年夜教導家。他們都通過書院進行了行之有效、影響深遠的教導教學活動，且親為相關書院作記文。張栻有《潭州重建家教岳麓書院記》，呂祖謙有《白鹿洞書院記》，朱熹有《衡州石鼓書院記》，王陽明有《東林書院記》和《萬松書院記》等。在他們的論述中，述及書院的若干基礎屬性：雖說是平易近間教導機構，但其建築尤其緝修則實有官方主導的佈景；其活動內容是研修儒學、傳承明倫學統；其辦學動機是補充官學于品德人格教導上的缺乏。在當下書院復興的佈景下，這些書院屬性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宋明理學；理學家；書院；記述；通論；
一、引 言
關于中國傳統書院，胡適之師長教師曾說：“光緒變政，把一千多年來書院軌制完整顛覆，而以情勢一概的學堂取代教導……實在是吾中國一年夜不幸。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討精力，將不復現于本日了。”
作為新文明運動的領袖，他給講座場地予書院這么高評價，是因為書院代表了千年來的“自動研討精力”，是因為“書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變出來的一種高級教導軌制”，是因為書院是“這一千年來培養人才，研討學問，代表時代思潮，進步文明的獨一機關”。[1]
當代學人朱漢平易近師長教師則從建構理學學統視角闡述南宋時期的理學家力推書院的緝修：“南宋時期的理學家有一種強烈建構書院學統，以確立書院在儒家境統史上的意義、位置的精力尋求。”共享會議室[2]二位師長教師從各自學術視角對書院意義的評價，無疑是有事理的。
本文所謂宋明理學大師，指張栻、呂祖謙、朱熹和王陽明等。這些儒家思惟家同時還是年夜教導家，他們都通過書院進行了行之有效、影響深遠的教導教學活動，且親為相關書院作記文。
張栻有《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呂祖謙有《白鹿洞書院記》，朱熹有《衡州石鼓書院記》，王陽明有《東林書院記》和《萬松書院記》等。朱熹還上書朝廷、面見時君以論述重建白鹿洞書院的需要性。
通過這教學些文本，理學大師們論述了書院在辦學動機、教導內容和官方佈共享會議室景上的基礎屬性。其辦學動機是“匡翼夫學校之不逮”，[3]補充官學教導的缺乏；教導內容上，理學大師們分別從本身的學術主張出發，在“書院記”中展開闡述書院儒家圣賢之學的本體性；而書院的官方佈景，也在他們對書院建修的記述中。
二、書院建修的官方佈景性
普通說來，書院是唐宋以來的一種平易近辦教導機構。可是，就宋明理學大師的書院記述的名書院看來，它們有的是平易近間初創，有的在其肇端就有官方佈景。平易近間初創者，如石鼓書院是唐元和年間的隱士李寬：“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4]
白鹿洞書院始為唐人李渤隱居讀書之地：“唐李渤之隱居。”[5]東林書院始為宋代楊時講學之所：“宋龜山楊師長教師講學之所。”[6]而岳麓書院和萬松書院，其初創時即已有官方的佈景：岳麓小樹屋書院是宋代開寶九年（976）“知州事朱洞之所作”；[7]萬松書院則是“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之”。[8]
可是，據這些理學大師的書院記述，即便平易近間創辦的書院，其后的重建或許緝修，也均有以處所官掌管、參與情勢表現出來的官方佈景。
（一）張栻記岳麓書院
岳麓書院始建于宋開寶九年（976），時潭州知府朱洞掌管建築。張栻《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曰：“潭州岳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9]朱洞之后四十五年，李允則繼任：“后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為請于朝，因得賜書躲”，即請求中心支撐添置圖書。
此時的岳麓書院山長是有名的周式：“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因為任務業績顯著，周式于年夜中祥符八年（1015）獲得真宗天子召見，書院也獲賜“岳麓書院”門額：“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傳授，詔以‘岳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于是書院之稱始聞全國。”有了國家最高層的支撐，岳麓書院走向第一次壯盛。后于兩宋之交遭戰火洗劫。
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岳麓書院，他在安寧處所后，“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當地有識之士趁機“合辭以書院請”，劉珙甦醒認識到重建岳麓書院的主要意義：“侯竦然曰：‘是因章圣天子所以加惠一方，勸勵長養以風全國者，亦可廢乎？’”于是“乃命州學傳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并請名儒張栻掌管書院。
乾道三年（1167），朱熹來岳麓書院訪問，與張栻舉行了學術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岳麓書院實現了再一次壯盛。
（二）呂祖謙記白鹿洞書院和朱熹記石鼓書院
白鹿洞書院為朱熹知南康軍時，于淳熙六年（1179）重建。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錄朱熹語曰：“郡雖貧薄，顧不克不及筑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年夜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于方來乎？”[10]
朱子于是“屬軍學傳授揚君年夜法、星子縣令王君仲杰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朱子又說白鹿洞書院曾遭到宋太宗的重視：“太宗天子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他還認為宋太宗“于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依然“獎勸封殖，如恐弗及”，重視白鹿洞書院，是“規摹遠矣”，有更深遠的意圖。
據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石鼓書院和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一樣也曾受“皇恩”：“國初時，嘗賜敕額。”[1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潘畤曾復書院：“部使者東陽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之。”遺憾卻“未竟而往”。
淳熙十四年（1187）知州宋若水繼之：“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進之。”并獲得其他處所官響應，他們或出錢或出地：“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鑒、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赍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后落其成焉。”
用時一年有余，書院建成，請朱熹作記：“于是宋侯以書來曰：‘愿記其實，以詔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看也。’”時朱熹任職江西提點刑獄公務。
（三）王陽明記萬松書院和東林書院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12]初成于弘治初年，掌管建築者為時浙江省參政周近仁：“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
改佛家寺廟而為儒家書院，學宮規制，請孔子后代負責祭奠事宜，重要效能是祭奠孔圣。之后分擔官員不斷打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游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但也僅是游覽勝地而尚未具備儒學講誦效能。
嘉靖四年（1525），巡按御史潘景哲為廣攬人才，“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克不及盡取為憾，思有以年夜成之”，于是增修萬松書院：“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
以“白鹿洞書院學規”為書院教學原則，選拔優秀人才到書院讀書：“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并設定專職人員負責書院的增修任務：“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
獲得當時浙江各級仕宦的贊同：“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篪輩相協經理。”不久即聚會場地告落成，并請王陽明作記文：“閱月逾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記其事。”
東林書院，據王陽明《東林書院記》，沒有石鼓、岳麓、白鹿洞等被“皇恩”的“高貴”。但在明代，其重用、重建也有必定的官方佈景。先是成化年間，后官戶部郎中的邵寶為舉子時曾聚徒講學此中：“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師長教師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于其間。”[13]
邵寶出仕后，書院由其門人華氏打理：“華氏，師長教師之門人也，以師長教師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以昭師長教師之跡，而復龜山之舊。”邵寶請王陽明為東林書院作記文，時無錫縣令高文豸聽說后也來相請：“遼陽高共享空間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白賢人正人之跡，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
此外，王陽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還記述了時郡守南年夜吉掌管并令山陰縣令吳瀛緝修稽山書院事：“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年夜吉既敷政于平易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
三、書院的儒學傳承性
在宋明理學大師的論述中，辦書院的動機不是培養科舉功利之徒，教學的內容不是研討辭章之學，而是培養德才兼備的經世致用之才，并和降生的道、佛爭奪意識形態陣地的儒學。
自南宋以來的理學大師們，張栻、呂祖謙、朱熹等，分別站在其學術立場上，在其書院論述中，闡發其儒學的主張。
（一）張栻的“求仁”之學
張栻《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論述的是他的“求仁”之學。其進論曰：“惟平易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克不及以自達，故有賴圣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先務。至于孔子，述作教學場地年夜備，遂啟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14]
他說，先圣王之政以教學為先，孔圣之傳，以“仁”為本，綱領性地提出了“仁”的儒家學統焦點位置。
張栻之所以認為孔圣之傳以“仁”為本，因為“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15]是萬事萬物的本體與主宰：“任性立命知全國而宰萬物者也。”是人視聽言動行為、日常生涯之道：“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致于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
張栻雖然以“仁”為日用之道，但又認為“求仁”難度很年夜，因為天理和人欲同體，要艱難且特別于學，才幹辨明二者之間的細微差別：“雖然，天理人欲，同業異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于學以明之。”
張栻以孟子為“求仁”的榜樣：“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論堯舜之道，本于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匍將進井之時，則曰：側隱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則不差矣。”
他現身說法，說本身“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并進而主張將本身“求仁”的結果擴而充之，則盡管艱難，仍可得其年夜體：“茍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年夜體，豈不成得乎？”
“求仁”的極致境界，他描寫道：“及其至也，與六合合德，鬼神同用，長久無窮，而其初則不遠也。”并說這么高深的境界，其肇端卻是日常生涯。
概而言之，張栻的“求仁”之學是自日常生涯特別體察并擴而充之以致無窮，他共享會議室本身說這是“圣賢所傳之要，從事于茲，終身而后已可也”，可終身而從之。并說“求仁”的價值不隨出處行躲而改變：“雖若閑居屏處，庸何損于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全國，而亦何加于我。”
張栻的“求仁”之學，主張天理、人欲并存，但卻沒有“求仁”過程中若何保證不被人欲干擾舞蹈場地而使“求仁”行動始終堅持“仁”的純潔性論述。
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指出了張栻“求仁”之學于實踐層面的缺乏：“顧于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16]并作了補充，強調了實踐的第一性：“然今亦何故他求為哉？”
朱熹的理論主張是，在實踐中涵養個體的健全性體，體察辨別將發之際意識是善念還是惡念：“養其全于未發之前，察其幾于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往之，其這般罷了矣。”
假如是善念就付諸實踐，假如是惡念就摒除克往。“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往之”就是“存天理，往人欲”。可見，朱熹是以“存天理，往人欲”之法保證“求仁”過程中“仁”的純潔性，嚴密了張栻“求仁”之學的邏輯性。
（二）呂祖謙的“史溯”之學
朱熹對呂祖謙之學有經典評價：“伯恭于史額外仔細，于經卻不甚理會。”[17]和朱熹、張栻分歧，呂祖謙的理學是通過史學建構的，故可謂之史學理學。這也體現在他《白鹿洞書院記》的理學論述中。
呂祖謙說他聽長輩們說：“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18]“諸公長者”為誰，沒有明確，這是典範的說史文風。說的內容是書院的來源：“國初斯平易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年夜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岳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全國所謂四書院者也。”
說書院來源于北宋初年，因為當時新經戰亂，儒家學者還不夠多，其先行者們湊集山林，擇地講學，于是構成了嵩陽、岳麓、睢陽、白鹿洞四年夜書院。開國君主崇尚儒術，支撐書院建設：“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
當此之時，士風質樸，“上質實，下別緻，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然學術研討尚未深刻，“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而質樸恰為進德的好資料：“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
到了慶歷、嘉佑年間，儒學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獲得系統梳理，表現為二程、張載等年夜師并起，儒學統系明確起來：“慶歷、嘉佑之間，豪杰并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于是乎可考。”
熙寧初年，程顥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培養、考核和推舉之法：“熙寧初，明道師長教師執政，建白學制，教養考核，賓興之法，綱條甚悉。”惋惜因王安石新學興起而被擱置：“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于斯焉。”
時至于南宋高宗建炎間，朝廷重又愛崇理學，于是關、洛之學被救起于面臨剪滅之際：“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于毀棄剪滅之余。”
呂祖謙指出時下青年學子不克不及遵守程、張理學的路徑，而是好高騖遠走了王安石新學的老路，和白鹿洞書院繼承關洛之學的主旨不相分歧：“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圣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
因此呂祖謙勸廣告鹿洞書院的士子要以此為契機，研習發揚關洛理學，以報答朱熹重建書院的良苦專心：“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愨實之余風，服《年夜學》‘離經辨志瑜伽教室’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19]開迪樂育之年夜德，則于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20]
（三）王陽明的“知己”之學
王陽明在《萬松書院記》中引進的則是他的“知己”之學。他先解釋說“古圣賢之學”的“明倫”之學，即《尚書·年夜禹謨》中傳統儒學堯、舜相授受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說“斯明倫之學矣”。[21]
他進而論述說，“道心”就是真誠之心：“道心也者，任性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人心則是虛偽之心。在沒有遭到虛偽干擾的條件下，作為本體的“道心”天然地表現出來：“不雜于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于用也。”
其表現為“情”則是喜怒哀樂；表現為事則為“中節之和”的“禮”：“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表現為倫常則是“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伴侶之信”。王陽明說天然、社會之道不過乎此：“而三才之道盡此矣。”
所以“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全國”，教的就是“明倫”。王陽明將此“明倫”之學引導到他的心學的“知己”之學上來，以“道心”為“知己”：“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知己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意，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圣，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故而他說：“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克不及，而及其至也，雖圣人有所不克不及盡也。”他將明倫之學視作社會安寧團結的最基礎，說“人倫明于上，小平易近親于下，家齊國治而全國平矣”，故而“明倫之外無學矣”。
以有利于社會安寧團結為本體的“明倫”之學為正學，以“外此而學者”為“異端”，“非此而論者”為“邪說”，“假此而行者”為“伯（按：霸）術”，“飾此而言者”為“文辭”，“背此而馳者”為“功利之徒，亂世之政”。
王陽明還說，即便科舉，也要以此品德人格修養的“明倫”為條件：“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于敷奏明試。”仕進為官更要以此個人空間為條件：“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后天忝于行義達道。”這也是國家、當局官員建書院的初心：“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
四、對官學品德教導缺乏的補充性
關于書院的建築動機，王陽明以“匡翼學校之不逮”精辟指出。“匡翼學校之不逮”者，義為補充當局所辦學校教導之缺乏。但在其之前，宋代的理學前驅們，如張栻、朱熹等，就有這一精力的論述。
張栻的《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說岳麓書院重建的目標，既不是把士子們召集來進行空談、為科舉考試做準備：“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也不是鍛煉文辭的工整：“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罷了乎？”而是要培養能發揚光年夜儒家思惟的經世濟平易近之才：“欲成績人才，以傳道而濟斯平易近。”[22]
（一）朱熹從爭奪意識形態陣地出發
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時，重建白鹿洞書院。他重建白鹿洞書院的最基礎動機，也是要發揚光年夜儒家思惟，培養經世濟平易近人才，只不過他的理論視角在于和被視為異端邪說的道教、釋教爭奪陣地上。
因為道教、釋教教人降生，其培養“人才”的目標不在于經世濟平易近，故而晦氣于社會的安寧團結、長治久安。這是朱熹向上申請重建白鹿洞書院的文書闡明的。
朱熹上書瑜伽場地中心當局的《申修白鹿洞書院狀》說，兵火之后，廬山的百十所釋教寺廟、道教宮觀均已修葺一新：“廬山山川之勝甲于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本日鮮不興葺。”
而儒家圣學的道場雖“獨此一洞”，卻“廢壞不修至于這般”，故而他說這是他作為處所行政長官的責任：“長平易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23]其《繳納南康任滿獨奏稟事務狀·四》也這樣說：“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余，次序遞次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24]
《延和奏札七》是朱熹面奏孝宗的札子。他當面就時人的疑慮和譏笑，“然竊意有司所以不克不及無疑于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小樹屋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用更為煩費耳”，向時君作解釋，重申重視建白鹿洞書院，與道、佛爭奪意識形態陣地的陳情，“如其公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
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遍滿全國，年夜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這般，則于邪正短長之際，亦已明矣。”
他的論據是量上的比較，和道教宮觀、釋教寺廟比擬，以儒家圣學為指導思惟的官學，在縣的層面是以一敵十，在州郡層面則以一敵千矣！故而其結論為：“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這般。則于邪正短長之際，亦已明矣。”[25]
可見，在朱熹這里，他從爭奪意識形態陣地舞蹈教室出發，論證了修白鹿洞書院動機上對官學的補充感化。此外，他還從“為己之學”出發，論證了書院對官學的補充，這在其所作《衡州石鼓書院記》中。
（二）朱熹從“為己之學”出發
淳熙十四年（1187）四月，朱熹作《衡州石鼓書院記》，從“為己之學”出發，論述了樹立書院的補充官學之缺乏的動機。“為己之學”典出《論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26]
“為己之學”即為學的目標在于晉陞本身的品德修養，“為人之學”即為學的目標在于內在功利的獲取。在傳統儒家這里，“為己之學”的修德動機顯然高于“為人之學”的功利動機。
朱熹說前代書院樹立的緣由是當局不辦官學，有志向的儒士不得已，而只好自發樹立書院、研修儒學：“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27]
因為儒學的經世致用性，這些書院，石鼓、岳麓、白鹿洞等，遭到當局的褒揚：“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時至宋朝前中期的慶歷、熙寧時，遍布全國的官學體制完備：“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遍全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跡之蕪廢，亦其勢然也。”
書院也掉往了存在的價值而舊跡荒蕪，僅只作為“文物”被保留：“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可是到了當下，官學的性質發生了褪變，其考察師生不再重視品德操行：“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門生員，皆未嘗考其德性、道藝之素。”
教學內容是“世俗之書，進取之業”，培養出來的是功利之徒：“使人見利而不見義。”重視品德修養者以之為羞：“士之有志于為己者，蓋羞言之。”避之唯恐不及，“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石鼓書院之建築，正是對品德教導需求的正面回應：“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于斯役而不敢憚其煩。”
所以朱熹說他作此文有兩個目標：一是告訴后人，石鼓書院的辦學目標是培養為己之學的品德人才，“毋以本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二是提示當局職能部門，官學的實際已經違背了其初心，其科舉之教，已經培養不出德才兼備的人才，而只能培養出唯利是圖的功利之徒，“又以風曉在位，使知本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成勝言者，不成所以為適但是莫之救也”。
總體而言，朱熹認為，辦書院分歧于官學的科舉之教的功利動機，而是“為己”之學的品德修養動機。對此，張栻在《岳麓書院記》評價道：“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岳麓者，語之詳矣！”（張栻之論見上文）。
（三）王陽明“匡翼夫學校之不逮”的提出
嘉靖四年（1525），王陽明作《萬松書院記》。在辦書院的目標和動機上，王陽明論述得最為清楚，即提出“匡翼學校之不逮”之說并展開論述。
王陽明說盡管當時自上而下已經樹立了完備的官學體制：“惟我皇明，自國都至于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導之。其于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28]
可是在“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是因為書院可以補充學校教導的缺乏：“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具體是補充官學品德教導的缺掉。
他說，自古以來教導的第一目標是品德倫常，即“明倫”教導：“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這也是官學的焦點精力：“今之學宮皆以‘明倫’花樣，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
可是由于要應付科舉考試，官學教導以辭章之學為主，品德教導名存實亡：“科舉功名利祿的追往，然自科舉聚會場地之業盛，士皆馳鶩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1對1教學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門生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有識之士看到了問題，“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于是有了“書院之設”。
王陽明又以進書院就學的士子口氣自設問答，闡明書院的品德教導動機：“士之來集于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于學校矣，而復優我于是，何為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罷了乎？便吾之進取罷了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成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賢之學也。”
換言之，王陽明認為，書院不是以應付科舉考試的辭章之學的不斷改進為目標，因為這個在官學即可做到；也不是以激勵士子的進取精力為目標，因為士子們本來已經有很強的進取心；書院是超出辭章技巧、進取精力而通過研修“古圣賢之學”的品德人格修養教導。他說所謂的“古圣賢之學”就是“明倫”：“古圣賢之學，明倫罷了。”
由上可見，在辦書院動機的“匡翼學校之不逮”上，宋明理學大師，張栻、朱熹和王陽明的論述是分歧的。在出發點上，有與道、佛爭奪意識形態陣地和“為己之學”的兩個層面。這也體現在王陽明正德八年（1513）作的《東林書院記》瑜伽場地中。
東林書院址無錫，北宋年夜儒楊時講學之地。楊時往世后，“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進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29]王陽明感嘆道，假如其后有楊時這樣的年夜儒瑜伽教室相繼講學于此中，則“豈遂淪進于老佛詞章”。
退一個步驟說，即便沒有如楊時般年夜儒講學此中，而其后學能夠經常修葺書院以備問道之用，則“亦何至淪沒于四百年之久”。再退一個步驟說，即便沒有楊時后學打理書院，若處所官能夠實行本身風化一方的責任而對書院善加維護，則“書院將無因此圮，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
五、結語
中國傳統書院盡管為平易近間教導機構，但因其儒家經世致用價值觀和官方分歧，獲得官方認可與支撐，特別宋代，所謂的四年夜書院均得最高“皇恩”禮遇。書院以成人為教導對象，以傳統儒學的圣賢正人人格修養為研習內容，彌補官學重科舉考試所需辭章的技巧教導而于品德人格教導的缺乏。
就書院的當下意義來說，“隨著中國教導界對現代高級教導系統的效能及價值反思的不斷深刻，對書院的價值及其在當代復興的意義也不成防止地會進行從頭思慮，其需要性顯而易見”。[30]
還有專家指出，討論書院：“并非完整否認現代年夜學軌制。面向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現代年夜學還是主流。問題在于，傳統的書院教導，能否能為我們供給某種思惟資源? 我的謎底是確定的。”[31]可見，當下學界依然對書院在補充官學品德于人格修養教導上的缺乏效能持確定態度。
可以說，在宋代表學大師，張栻、呂祖謙、朱熹的書院記述那里，側重圣賢正人人格修養于科舉技巧的超出性，而多未及于二者之間關系的正價值論述，卻是王陽明于此有“圣學無妨于舉業”[32]之論。這應試對時人在書院研習儒家圣學，能否會影響科舉考試，或許說對科舉考試無害的疑問的答覆。
王陽明說圣賢之學不唯對科舉考試沒無害處，不會影響科舉考試獲得好成績，并且還會年夜無益處：“豈特無妨，乃年夜益耳！”
因為王陽明是將在書院中研習而得，以其“知己”之學為內核的傳統儒學的圣賢人格修養，以及經世致用價值觀，用在官學中訓練出來的辭章之學表現出來，以實現科舉應試之作的文質彬彬，將是書院“匡翼學校之不逮”，補充官學于品德人格教導上的缺乏的最有價值實現。
這可由史實，嘉靖四年（1525），王陽明的兩個門人，稽山書院的錢楩與魏良政“并發解江、浙”，分別舉江蘇、浙江私密空間鄉試的證。
注個人空間釋：
[1]季蒙、謝冰：《胡適論教導》，安徽教導出書社交流2010年版，第28頁。
[2]朱漢平易近：《南宋書院的學祠與學統》，《湖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3]《萬松書院記》，《王陽明選集》卷7，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年版，第253頁。
[4]《衡州石鼓書院記》，《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年版，第3782頁。
[5]《白鹿洞書院記》，《呂祖謙選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書社2008年版，第99頁瑜伽教室。
[6]《東林書院記》，《王陽明選集》卷23，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年版，第898頁。
[7]《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宋集珍本叢刊》第60冊，線裝書局2004年版，第76頁。
[8]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第252頁。
[9]本段引文均見張栻：《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第76頁。
[10]本段引文均見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第99頁。
[11]本段引文均見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第3782-3784頁。
[12]本段引文均見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第252頁。
[13]本段引文均見王陽明：《東林書院記》，第898頁。
[14]張栻：《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第76頁。
[15]本段引文均見張栻：《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第76頁。
[16]本段引文均見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第3783-3784頁。
[17]《朱子語類》卷122，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51頁。
[18]本段引文均見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第99-100頁。
[19]熙陵，即永熙陵，宋太宗陵寢名，代指宋太宗。
[20]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第100頁。
[21]本節引文均見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第253會議室出租-254頁。
[22]張栻：《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第76頁。
[23]《申修白鹿洞書院狀》，《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第905頁。
[24]《繳納南康任滿獨奏稟事務狀·四》，《朱子全書》第20冊，第757頁。
[25]朱熹：《延和奏札七》，舞蹈教室《朱子全書》第20冊，第653-654頁。
[26]楊伯峻：《論語譯會議室出租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4頁。
[27]本段引文均見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第3783頁。
[28]本節引文均見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第252-253頁。
[29]本段引文均見王陽明：《東林書院記》，第898頁。
[30]程方平，王艷芳：《中國書院復興的當代價值》，《中國地質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31]陳平原：《年夜學何為》，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版，第19-20頁。
[32]本段引文均見《年譜三》，《王陽明選集》卷35，第1291-1292頁。
責任編輯：劉君